◎余小鱼
邵艺辉导演新作《好东西》是其作品《 爱情神话 》的平行篇。两部影片的创作内核是一致的：如果说《爱情神话》旨在打破世间“神话”，那么《好东西》所强调的“好东西，就是让人开心的东西”，则是在告诉观众，每个人都要坚持自我，不要让生命困于“道理”“规则”等束缚之中。这无疑是新一代女性导演跳脱传统模式，对现代都市生活新颖而深刻的认知与把握。
没有“爱情”也没有“神话”
《爱情神话》和《好东西》都从爱情的出现开始，都在爱情消逝时结束。前者结尾，众人在追思老乌的聚会上集体观看碟片，房间里的男男女女本指望从中看到浪漫的倾诉，却被费里尼支离破碎的情节弄得意兴阑珊。显然，此处的情节已成为一个双关语：既是祭奠逝去的老友，也是祭奠一去不返的爱情。
《好东西》里的一众角色在寻寻觅觅、兜兜转转之后，也没有在爱情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尽管王铁梅接纳了小马，但两人终究只停留在“在家一起看 电影 ”的关系；尽管小胡希望能和小叶“认认真真在一起”，但小叶已经认清了这段感情的实质。至于前夫在王铁梅周围“添乱”，对她来说更是无关紧要的生活小插曲罢了。
同样把镜头对准现代都市女性，同样尽可能给女性观众提供认同快感和个性主张，《好东西》和多年前的“小妞电影”却有本质区别。如果说后者是通过讲述一个皆大欢喜的浪漫故事来提供慰藉，以此维系和稳定主流社会的传统价值观，那么在当下这个个体化、原子化趋势明显的时代，爱情显然已经不能成为解决生活难题的万能方案了。这也是《好东西》《爱情神话》总能让观众感到亲切的原因。
必须要指出的是，导演邵艺辉并不“反对”爱情，正相反，其电影中的角色总是在调侃嬉笑中处理着情感关系，享受自由和主动的快感，也是一种立场表达。在《爱情神话》中，白老师的儿子白鸽修眉、化妆、护肤，而他的女朋友洋洋大大咧咧，被老乌说成“像个男孩子”。他们不符合传统性别角色定位的个人形象，反映的就是导演对当代人所受规训的明确拒绝。
在《好东西》中，小叶先是故意在大楼保安面前谎称自己是“后妈”，又在小胡面前谎称自己已婚且有个9岁的孩子。表面上看，这是小叶对自由个性的追求，事实上却是当代社会“神话”对都市女性的 另类 精神束缚——年轻人就一定要很“酷”很“洒脱”？另类精神束缚的受害者当然不只是女性，就连潇洒的鼓手小马试图亲近王铁梅时，也会不自觉地学习情色电影中的“招数”——可谁又规定，男性一定要用某种行为表现“男子气概”呢？
因此，导演真正想表达的是：现代人需要的既不是心灵鸡汤式的“爱情”，也不是对自身做出规定性要求的各类“神话”，而是一种不受束缚的状态，是个人生活的多样性。
拒绝“刻板”也拒绝“对立”
观影过程中，当王铁梅的前夫把“结构性问题”“你读了几本上野千鹤子”挂在嘴边，当小马在饭桌上一本正经地说出“我们都有原罪”时，身边的观众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笑声。如此轻松的观影氛围真是久违了。但另一方面，关于本片，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上确实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声音。
之所以会有争议，或许因为有人误解了本片的用意，这恐怕也和当下影视创作的大环境有关。随着中国正不断走向开放，各种观念、意见之间的张力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舒缓或消解，对性别话题的探讨自然也应该转向更细腻的人性化探寻。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部分女性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仍然“刻板化”，这也间接造成了舆论场中的撕裂与对立。无论是都市爱情题材，还是古偶题材，都不乏为表达女性话题而表达女性话题的作品，女性人物的设定成为一种迎合消费心理的空洞而悬浮的能指，使角色失去了普遍意义或代表性。有的作品一边强调女性的“坚强”“独立”，一边又大肆渲染角色的颜值作用，以及在异性面前发挥的魅力攻势。
回过头来看本片，我们更能体会其可贵之处。《爱情神话》和《好东西》一样，都有一段非常出彩的“饭桌戏”。在前者中，三个女人用“剩菜”“大锅饭”等隐喻调侃与白老师的关系，颠倒性地把白老师置于欲望对象，却丝毫没有用女性魅力攻势“争宠”的意思；在后者中，是小马和前夫在饭桌上展开滑稽的“雄竞”。当他们脱口而出一个又一个学术名词时，其实就已经构成了最深刻的反讽——那些时时刻刻在表演如何“关心女性”的人，就和那些一心赚取流量和热度的影视剧一样，只是把女性当作盈利的目标和工具。
而当下女性题材影视剧的另一大误区，就是将男人与女人对立起来，或是人为地去设计一种宣战。事实上，不仅是女性，男性也是现代商业社会中等级、拜金、消费主义的受害者。
尽管《好东西》中王铁梅的前夫有虚伪的一面——他对王铁梅宣称要结扎，结果却只停留在“口头咨询”；王铁梅和女儿为搬家忙得不可开交，他却在完事之后才姗姗来迟，但他又何尝不是所谓“结构性问题”的受害者？他不甘于在家做“煮夫”，希望用事业证明自己，却在跳出家庭、婚姻后一事无成，遭人诟病。说到底，和女性一样，男性同样很容易被困在社会性的偏见里。
所以导演开放、宽容的创作态度无疑值得被珍惜。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所追求的生活目标都应该是真我的“生命自由”。正如电影中的小叶虽然是个“恋爱脑”，导演却没有盲目跟随一些“大女主剧”的潮流，对其大加批判，反而肯定了她的勇敢与活力。或许正如邵艺辉所言，人与人之间就应该共同构筑更和谐有爱的相处模式，“如果能换成更包容更友善的交流方式，也会让氛围变得更加融洽”。
《好东西》的格局一点也不“小”
尽管《好东西》和《爱情神话》为导演积累了不错的口碑，但仍有些问题无法被忽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电影的格局是否“太小”？是否只是“小资情调”的又一次自娱自乐？
当下，影视剧作品的表达方式正变得越来越“反历史”，观众也更关注自我感受而非“宏大叙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情绪几乎成了人们感知社会和与他人交流的主要内容，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情绪价值”为什么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之一。
但如果缺少思考的深度、细致的叙事，所谓“情绪价值”也有可能沦为抽象的情绪宣泄，比如“爽剧”；或者成为片面的个人感受，比如无病呻吟、自怨自艾。换言之，如果单有情绪，我们还是很难把自我和他人、个人和群体连接在一起。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细致的个体叙述建立起坚实、丰满的意义感。《好东西》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蒙太奇，就是作为录音师的小叶给王铁梅的女儿王茉莉播放各种声音片段。她猜“暴风雨”，其实是妈妈煎鸡蛋的声音；她猜“沙漠”，其实是妈妈刷鞋的声音；她猜“龙卷风”，其实是妈妈晾晒衣服的声音；她猜“挖掘机”，其实是妈妈收拾房间的声音……
一部文艺作品，能否让观众真正聆听、注意、读懂那些可能在生活中被遗忘、忽略的声音，感受到那一个又一个动人的个体故事，就决定了它能否让个体和大众有效地连接。
以此而言，《好东西》的格局其实一点也不“小”。从《爱情神话》到《好东西》，所有人物的爱欲投射不是指向不明就是空无着落，这当然也是一种隐喻——与其说导演一直在讲述男女情感的错位，不如说她敏锐地观察到了现代人在精神世界中无所凭依的无助状态。我们甚至可以期待，邵艺辉在未来的探索，或许能为陷在消费主义和热搜话题里的电影开辟一条新路。
当然，如果说《好东西》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它和《爱情神话》一样，在影片的后半段把叙事中心完全落在了同性情谊。这种做法固然讨巧、温暖，但未免失之于单薄、简单。至于电影的结尾王铁梅得到的安慰——“人不可能完美，做得不好也可以原谅”，也有浓重的心灵鸡汤痕迹，和整部作品洒脱的情感基调并不匹配。
也许，对导演的下一部作品来说，不一定非要输出那么多观点，也不一定非要讲述那么多道理，轻松上阵，反而可以为观众带来更多“好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