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的家，在敦煌。”
“敦煌壁画临摹复原的门道，需要耐下心来细细去研究，这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从上世纪开始，在父母的指引下，我一直投身于敦煌壁画的复原临摹。于我而言，复原壁画既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也承载了我对敦煌的热爱，是值得投入一生的事业。我特别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敦煌艺术，读懂敦煌壁画，让这些古老而珍贵的文化遗产能够有生命力地传承下去。”72岁的史敦宇说。
1952年出生于敦煌莫高窟的史敦宇，是首批敦煌学者在莫高窟诞下的第一个孩子，由常书鸿先生起名为“敦宇”。她自幼跟随父母——第一代敦煌工作者史苇湘、欧阳琳出入洞窟，给师长们充当“小助手”的同时，学习绘画和壁画临摹，得到常书鸿、段文杰等大师的指导和传授。“这些年里，我整理出版父母和自己的画作，在上海参与敦煌当代美术馆的建设，在世界各地举办敦煌艺术展览，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宣传敦煌的艺术和文化。要让敦煌艺术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就不能故步自封，因此我也支持年轻人们做各种各样的创新尝试，将敦煌壁画中的元素应用到现代文创产品的开发里，或是进行数字化的开发和活化，都是为了让古代敦煌匠人们的智慧，再次回到千家万户的生活中去。”史敦宇说。
都督夫人礼佛图线稿，史苇湘、欧阳琳、史敦宇复原
都督夫人礼佛图，史苇湘、欧阳琳、史敦宇复原
都督夫人礼佛图现状（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官网）
史敦宇的新书《敦煌初见时》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精选收录史苇湘、欧阳琳、史敦宇一家两代三人所作的112幅壁画复原作品。书中所录作品涵盖敦煌壁画中最具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的六大主题：故事画、经变画、乐舞飞天、世俗生活、供养人像、敦煌遗画，特别收录敦煌藏经洞中流失海外的画作复原图19幅。
《敦煌初见时》
对史苇湘和欧阳琳，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回忆，“史苇湘先生是我认识和学习敦煌石窟艺术的入门老师。他对每一个石窟，每一处壁画了然于心，如数家珍。他们伉俪二人把一生的青春和热血都贡献给了敦煌艺术研究事业。”
“1943年，张大千在成都举办‘抚临敦煌壁画’展览会，当时我父母是四川成都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在老师的推荐下去给大千先生的画展做义工。展览期间，学生们被敦煌艺术的魅力深深震撼。张大千告诉我父亲，你们要想当中国的画家，必须要去莫高窟，去临摹，去感受，只有去了莫高窟以后才会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多么的优秀，而这样悠久的历史有多么珍贵。自此以后，我父亲简直是着了魔，一心就想要到敦煌去。次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了，常书鸿先生正为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力量不足而发愁，他向张大千先生提起缺乏人手，张大千推荐了我父母这一批学生。我母亲欧阳琳和她的几个同学在毕业后立刻奔赴了敦煌，父亲史苇湘因为参加青年远征军耽误了学业，晚一年才赶到。1947年，我母亲他们到敦煌时，段文杰先生亲自赶着牛车去接他们，当时女同学们都穿着时兴的旗袍，镇上的人没有见过，追着他们的车看。这群满怀热血的艺术青年，给敦煌小镇带来了新的面貌，也给莫高窟的保护研究注入了鲜活的力量。”史敦宇在书中如此回忆。
段文杰先生驾马车迎接新成员
在敦煌的日子，物质上极其艰苦，精神上极其富足。“初到莫高窟，我父母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跟着常书鸿先生进入洞窟学习临摹。我父亲说，他那时候是‘一见钟情’，第一次进入洞窟时，就被那些古老瑰丽的壁画和彩塑震撼得发呆了。在这样的激动和热情之下，他们恨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工作中。从温暖潮湿的四川盆地到黄沙漫天的大漠边陲，生活上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种种困难。水是生活保障中最基础的资源，但听我父母说，刚到敦煌生活时，水却成了他们的一大难题。四川人爱喝茶，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里的水是不能泡茶的。因为敦煌的水源头在祁连山上，山上的雪水原本是很好的，但是流到莫高窟的小沟渠里的时候，要经过一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地，水质就变得很硬，不习惯的人喝了都要病倒。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不敢穿黑色的衣服，因为大家都是在河里洗衣服，而黑色的衣服晾干之后上面就会结一块一块的白渍，是水里的盐分太重了。在生活中，连水都困难，更不要提其他的了。”
史苇湘在窟内面壁临摹
因为父母工作繁忙，两三岁时，史敦宇刚学会走路就自己跑进洞窟了。“常书鸿先生害怕我打搅他们画画，就用他的大头皮靴子在湿湿的沙地里面一抹，抹出一块平整的地面，给我捡一根榆树枝作画笔，和我说，你看我和你爸在画古汉桥，你也来试试，看能画出多少。画完以后他们一看，我的‘作品’也是有模有样。洞窟里的色彩和形象，就这样在我心里扎下了根，从河滩上的一根榆树枝开始，一画就是一辈子。”史敦宇说，“在父母辈的影响下，我一直沉浸在敦煌壁画的复原工作中，做了几十年的美术教师，培养了很多对敦煌艺术感兴趣的学生。我的父母长眠于莫高窟前，我也已经年逾古稀，但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和弘扬，是没有尽头的事业。让更多的人欣赏敦煌、读懂敦煌，这就是复原壁画的美育意义之所在。”
史敦宇为复原画着色
五十多年来，史敦宇专注于壁画复原工作，她的复原图以父辈在洞窟中面壁临摹留下的大量第一手线稿为底本。《敦煌初见时》收录的复原图都经历少则二三年，多则几十年的繁复工作，其中《西方净土变》复原图巨幅原作，正在敦煌当代美术馆展出。
“虽然这些年来，我辗转在兰州、北京、上海等地居住，但敦煌一直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敦煌的水土养育了我，莫高窟的文化氛围塑造了我，那些瑰丽绚烂的壁画彩绘，生动神异的石窟故事，永远留存在我的画布上，成为我生命中难以割舍的部分，因此我也一直认定，我的家，就在敦煌。”史敦宇说，“敦煌是一部读不完的书，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工作，是没有尽头的事业。先辈们‘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的莫高精神，在今天仍然要延续下去，一代接着一代，代代都要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