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是岭南古郡、粤东望邑，名扬天下。
去过潮州的人说，游潮州，不大快朵颐品美食，等于白来；不走街串巷逛古城，等于没玩。此言当然不虚。而当地朋友听闻此言后，还会认真地补上一句：不毕恭毕敬登韩山，等于空到潮州走一遭。
韩山，坐落于韩江东岸，南北走向，与潮州古城隔江相望。韩山既无峻岭险峰，也没有奇岩飞流，是一座在南方普通常见的江岸小山。而当我们登临探访后，就明白了潮州人之所以这样看重这座山，其实是在意一位古人——韩愈。
我们从潮州古城的广济门出发，穿过横跨韩江的通济桥，登岸后前行，来到韩山脚下，迎面只见一座雄伟的四柱三间式白石牌坊，上书“韩文公祠”四个大字。站在石牌坊下举目仰望，沿山坡一路向上铺设着51级宽大的石台阶。51级台阶，暗合韩愈51岁谪贬潮州的路途艰辛。在其之上，赫然矗立着一座古朴典雅的祠堂，屋脊耸峻，居高临下，绿树掩映，青山作衬，雄伟巍峨又不失清静端肃，让观者的恭敬之情油然而生。
待我们拾级而上，来到韩文公祠前，又进一步领略到它的庄严高峻之美。祠堂分前、后两进，头进门厅，后进是三开间大堂。祠内环壁嵌有明清以来的碑刻40通，正座塑有韩愈坐像。肃立于韩愈像前，不禁发问，当年韩愈以贬官罪臣之身来潮担任刺史，又只在任上做了短短8个月就调走了，他究竟是凭什么赢得了世代潮州人的心？当地朋友似乎早就料到会有此一问，便娓娓相告。
当时的潮州，酷暑湿热、瘟疫横行，经济水平和社会开化程度远不如中原地区。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迎佛骨，韩愈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离京时他为其侄韩湘留下“好收吾骨瘴江边”的诀别诗句，就是这种绝望心情的真实写照。
但儒家思想的长期浸润，使韩愈在其几十年求学与官宦之路上，不管是高居庙堂还是远处江湖，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努力追求和秉持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正如清朝名将祖植椿在其撰写的《重修韩祠碑》中，对韩愈精神境界所作的概括：“夫人一生事业，不在于得意有为而后为之。即死生患难中，其关于国计民情者，未始不可为也。”
因此，当韩愈抵达潮州，放下行囊，洗去尘烟之时，也逐渐放下了压在心中的荣辱得失，开始注视脚下这片土地，思考肩头上的责任。他凭着多年治学和从政经验，敏锐地看到，潮州之贫在于教育之贫，潮州之弱在于文化之弱，振兴潮州当以兴学崇教为急务。韩愈力排众议，婉拒朋友“勿执古”的好意劝告，要求各县除整治兴办县学之外，须从基层乡校办起；他延请“颇通经、有文章”的当地名士赵德，毅然举荐他“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他重视与大颠和尚等当地饱学人士的交往，宣传治潮理念，改善文化环境；为解兴教经费之窘，他还“出己俸百千”，全部捐出来作为兴学之资。
韩愈的努力成效显著，书院乡学开始有序运行，好学崇文的风气逐渐兴起，当地经济也得到带动和发展。这正如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文中所评价的：“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更重要的是，此后的历代治潮者，都把重学崇教作为治潮兴潮的方略，文化教育浸润着一代代潮州人的群体性格，这里相继诞生出林大钦等一批杰出的人才。潮州现在所呈现的人文传统、民情风俗和经济活力，正是遥接了韩愈当年所倡导的风气。
我们一边听着朋友的介绍，一边缓步走出后堂，来到祠堂前的平台上。1000多年前，韩愈也经常站在这里，俯瞰着潮州城，思考着治潮兴潮之策。千年之间，星移斗转，沧海桑田，潮州早已不是当年韩愈所看到的那个潮州了，但他短短8个月的耕耘，却在潮州人心中种下了充满生机的文化种子，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地生根、开花、结果。潮州人也铭记和感激韩愈所做的贡献，韩文公祠就是最有力的见证。
眼前的韩江，像一匹深蓝色的绸缎，铺展在韩山与潮州古城之间，闪烁着碎金般的光泽，又像是一位时间老人，默默注视着千百年来身边发生的一切，仿佛对我们说，流水不言，江山有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