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11月22日电（记者 赵旭）西周到汉的一千年，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一段激荡期，也是文学艺术高度活跃，人文主义精神觉醒的时期。伴随着这段时期而经历大发展的玉器文化，也成为了这段惊鸿华章里璀璨夺目的一部分。
汉代出廓璧
商代“人殉”制度广为实行，而到周代，“人殉”逐步被大量的丧葬用玉所取代，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同时周代也是一个礼玉制度发展成熟的时期，《周礼》中明确提出“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无论是葬玉还是礼玉，玉无疑被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先祖们赋予了引魂升天、沟通天人的神圣使命。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社会上各种思潮涌现，而“以玉比德”的观念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发展，并受到孔子的极力推崇。孔子曾对弟子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仁也……”“仁”在儒家思想中占有一个核心的地位，而儒家学说又在古代中国具有绝对的领导地位，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散发着柔和光泽，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玉”几千年来被中国文化，尤其是“士人文化”所推崇。
战国早期墓出土的活环玉佩
“士”作为一个阶层，兴起于春秋时期。其成员，作为崛起的权力阶层，重新定义了玉器：他们用玉标榜身份德行，同时也以玉来体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在玉器的清越之声中加入时代的回响，并使其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里不绝于耳。
战国到西汉早期，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干戈纷扰，尘埃四起。但同时，这个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时代，也是一个意气风发、气吞山河的时代。战争促进了冶铁技术和铁器制造的发展，为治玉提供了物质基础；规则被不断打破，新的理念层出不穷，也反映在细节丰富、造型大气、讲求不对称审美的玉器上。
无论是战场上的提缰纵马、剑指无疆，还是文学作品中的“彗星袭月”、“白虹贯日”，一个时代的气韵，一定会通过其所热衷的美术形式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战汉玉器，正是这样的存在。
战汉玉龙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结束秦末的短暂混乱期延续一统，“中国”的概念已经形成，而玉文化，则深深根植于这个概念中。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历经13年风霜终返长安。文献记载中张骞明确向武帝提到发现了出产美玉的西域之地，也就是今天新疆和田一带。与此相照应的是考古发现：在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的两件带有橘红色皮壳的玉辟邪，正是新疆和田玉雕琢而成。
汉元帝渭陵出土玉辟邪
封狼居胥，饮马瀚海，年轻的骠骑将军身上展现出的大汉磅礴气象，体现在玉器上，是天马行空的设计和虬劲洗练的线条。 虽然礼玉和葬玉仍然在汉代墓葬中有大量出土，汉代的玉工匠，似乎更倾向于将他们的才华与激情倾注于包括铁剑的玉配饰在内的佩玉和生活玉器，比如酒器之中。
“前奉玉卮， 为我行觞。”曹丕《大墙上蒿行》中的这两句，描摹酒会盛美，无法不让人联想到一件出土于安徽巢湖的令人惊艳的战国晚期玉卮（玉酒器）。
战国晚期玉卮
“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曹丕在文末的感叹，也是从古至今许多人的感叹。“生命一瞬，须得好好享受。” 在谈到为何如此多的至美玉器产生于如此动荡的时代时，南京博物院此次玉器大展的策展人左骏老师笑言。 或许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制出这些惊世之作的玉工们的脑中所想心中所愿，但如此匠心的背后，必是胸中万千丘壑。
